实践中，经常出现私法状态与裁判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单纯以私法权利对抗特定裁判结果无法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
在维护团结、求同存异、强调合作的宏观氛围下，重要国家机关无法克服心理障碍而主动地参与法规审查活动。[63]尽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由国务院废止的，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将上述行政法规予以撤销，但后者实际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此外，《立法法》实施以来，律师、法学教授等不断提出各种审查请求，客观上提高了公众对于法规审查制度的认知。任何一项救济制度都需要支付成本、不可能做到来者不拒，对请求做必要的筛选即便不是立法的要求，也最终由处理机关的工作负荷等客观因素而促成。[43]参见宪法第89条第(1)项、《立法法》(2015)第65条。[11]《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立法法》实施十八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机关公开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1款提出法规审查请求。
[77] 激励失灵现象的存在是否意味着重要机关完全不应参与法规审查实践呢？笔者并不赞同。[33]为叙述方面，下文统称为重要国家机关。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其一，法律适用的起点是一般性的法律规范还是案件？其二，文义能否成为解释与类比的界限？涵摄模式认为法律适用的起点是规范，文义具有界限性功能，能够成为解释和类比的分界线。
前者的基础在于我国台湾地区宪法第22条(作为基本权利的自由权，包含结婚自由在内)，后者蕴含于我国台湾地区宪法所确立之法治国原则之中。后果考量要么指将裁判的后果视为判断裁判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后果主义), [66]要么指在司法裁判中采用依据后果来证立特定主张或观点的论证方法(后果论证)。我们将这种目标和结构称为元方法。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49-69页。
但笔者认为用实证主义的称呼不妥，因为它与法概念论上的实证主义立场并没有必然关联。违法阻却事由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如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
其基本立意在于：法律规则具有推定的约束力，通常情况下裁判者不能因为规则会产生错误或次佳的判决结果而排除其适用。它可能也会涉及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多是在法律体系内进行的。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道德谴责……[29]相反，自然法学者是在隐蔽地溯及既往地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16]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比如在文义模糊情形中，我们需要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即文义解释、发生学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客观目的论解释等。[72]参见三民书局主编：《大法官解释汇编》，台湾三民书局2013年版，第219-220页。而依据当时在东德占支配地位的实践解释，本案当事人使用攀爬工具(梯子)来跨越边防设施就构成了上述危险方法并且从东德偏向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整体国家实践来看，偷越边境的行为也被视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对社会主义法制严重污蔑的刑事行为。形式主义立场主张严格依法裁判，即按照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去解决属于其调整范围内的案件，而无需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因而也可被被称为普遍主义的立场。
这种意义和作用也取决于今后方法论研究的水准和程度。四、法伦理学有什么用？ (一)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法是正当的。
这些特定条件包括：①该行为本身在道德上必须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如此，才能接近达成内在一体化和外部融贯化之法学体系这一理想要求。
故而，如果说现在法哲学对于部门法学作用很小的话，那么责任并不在于法哲学，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法哲学。因为在自然法学者眼中，依法裁判之法原本就包含道德正确性的要素。③自杀行为违法但不可罚，帮助自杀行为违法且可罚。前一个问题是法学方法论关注的重点，而后一个问题是法律的科学性理论要回答的问题。于此，许霆案的特殊性就会成为说理的核心，例如立法当时的社会条件、本案中ATM机的特性(故障)、许霆的犯意特征(临时起意)、盗窃金融机构比之一般盗窃规定更重刑罚的理由等等。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
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当时我国《刑法》第264条第1款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罪? 涵摄模式和等置模式对于这两个案件的处理上会展现出不同的思维和论证方式。[11]说某个法有效通常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将它作为行为的标准与裁判的依据。
只要没有通过前一个要件，犯罪便无法被认定，也就不需要再去验证后一个要件了。但是，法律推理是不是道德推理是一回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属于法学还是其他领域则是另一回事。
所以，用耶施泰特(Jestaedt)的话来说，法哲学起到的不是市场叫卖般的肤浅的效用，而是一种弯道效益。[43]所有法律发现都是一种使生活事实与规范相互对应，一种调适，一种同化的过程，也即是类比的过程。
没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死，就像电车案件中检察官在指控时所说的：谁给了琼斯女士扮演上帝的权利？[87]故而，在义务论者的眼中，琼斯杀人行为的必要性无法在伦理上被证立，孝子帮助母亲自杀的行为也具有违法性。所以，类比既可以是一种扩张式的规则适用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案型比较的论据形式。[9]与简单案件相比，尽管疑难案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这并不能克减它在法哲学上的重要性。法教义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对现行法进行解释及其体系化，而法学方法论则是要为解释及其体系化提供方法上的支持。
这种体系化既涉及如何组织方法的模式，也涉及对方法和模式运用本身的哲学反思。[40]对这两个层面研究重心的不同会导致对法律适用之性质的理解不同。
所以，法概念立场的争议可能但不必然会影响裁判结论，但必然会影响判决的整个论证和说理的思路。此外，通过正文的剖析，还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其一，法哲学的作用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如果说依法裁判是司法裁判的根本性条件，而自然法学认为的法由于已然包含道德要求，所以依法裁判和依道德裁判在这里已经合二为一地由法概念解决了的话，那么对于实证主义就不是这样了。与这两者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最终秉持的是其实是推定主义的立场：首先，他们为婚姻自由与信赖保护找到了宪法上的规范基础。
通常情况下，穷尽法教义才能涉入法哲学。与这三个概念要素对应的是法的三种效力概念：法学的效力概念、社会学的效力概念和伦理学的效力概念。所以就进入到了第二阶层的判断，即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从而可以使得告密者和射手的行为去罪化。基础研究从别的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法律，比如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学就是法哲学，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的就是法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则形成法社会学，等等。
在这种立场看来，司法裁判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必须将事前已经以权威性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则作为裁判依据，所以它是一种据法裁判。因此文义依然是(类比)解释与类比(论证)的界限。
其二，不平等或不公正的行为是可能被允许的，只要此一行为的后果能够最大化整体效益。[44]它的核心是个案比较，即将待决案件与那些肯定受相关规范调整的案件进行等置。
[37]这些方法对于法律规范的适用具有直接帮助，实践色彩鲜明，同时与部门法(教义)学也联系密切。但是，每个法律人在处理实践问题时一定有他的哲学观点和理论预设，只是平时不显现出来而已。